一个多月前，在北京，我和妻子去看望叔叔，他和婶婶钱正英足足陪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，一起谈天说地，忆往事，谈家事，说今日中国之昌盛，谈得不亦乐乎。饭后漫步时，我忍不住对他说：“叔叔，你风度很好。”

　　叔叔早年有“美男子”之称，酒量尤其惊人。有一次在他们旧居谈天说地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竟把整瓶茅台独自喝完而面不改色，让人惊讶不已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叔叔已是国家高教部的副部长。但他常常说起这样一件事：当年参加革命去部队，看到首长们用勤务兵，看到勤务兵为首长准备洗脸水，他是那样地看不惯……他那时是一介书生，有着一腔正气，那一份走在时代之前的天下大同之心，更增进了我们对他的尊敬。

　　我们的祖上，是嘉定的黄汝成，清朝知名学者，现在流行的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，便是他注释编辑的版本。曾祖黄文惠于 1901年开办中英普通学社，收女生，教英文，1902年创办《嘉定旬报》，此二举均走在时代前列。祖父及其胞弟继承祖业，穷毕生精力，提倡文化普及，协助族人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。而我们这些晚辈，虽不乏重文重教之人，但真正走出家族，走出地方，能为国家、为天下做一番事业的，就数叔叔黄辛白最领风骚了。

　　那天，叔叔谈了很多家事。婶婶两次提醒他：“就你一人说，也听人家的嘛。”婶婶是好意，可叔叔稍停又继续，他想说。其实，叔叔说的这些，我大多知道，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他说，看他说。我所在意的，并不全在叔叔说的内容，更在意的是，我在听一个父辈说话，他的音容笑貌带给我的，是来自父辈的熟悉感、亲切感。

　　那天，叔叔还谈了他和婶婶的恋爱。他们原本为“大同大学”的同学，都是学生领袖，后来因工作，因战争，因躲避追捕，两人分开了；几年后，意外而幸福地知道，彼此都还活着，于是，“大同大学”时便已萌发的爱情就又继续发展起来……

　　婶婶补充说，如今，他们俩，叔叔眼不明，她则耳不聪，将来一个瞎子，一个聋子，她当叔叔的耳朵，叔叔当她的眼睛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说得大家大笑。

　　那天，叔叔还说了“文革”轶事：他俩都被打倒，婶婶一边扫地当清洁工，一边不时被总理叫去中南海开会，开过会回来继续扫地……后来，两人都“解放”了，可家里墙上“砸烂钱、黄狗头”的血红标语还没擦去，不是他们不想擦，实在是没时间，顾不上擦。可红卫兵因此呵斥道：“你们是不是想秋后算账？”叔叔和婶婶说得那么轻松，我们听来却很是沉重。

　　那天告别时，叔叔婶婶将我们一直送到电梯口。怎么也没想到，电梯门关上前，我和妻子最后投去的那满怀情感的一望，竟成了和叔叔的永别。

　　辛白叔去世前没一点征兆，前一天晚上，他还在电话中和上海的堂兄聊天。

　　叔叔还有什么想和我聊，想对我说的？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他一个月前所说的话，他以前说的那么多话，我们都将永远永远记在心上。

作者 黄惟群
《文汇报》 2008-4-4（11）